2009年是達爾文誕生200周年，緊接著2010年則是《動物源起》（Origin of Species）出版150周年，英國企鵝集團今年隆重推出《Darwin’s Sacred Cause》，由兩位世界頂尖級研究達爾文學說的學者阿德里安．德斯蒙德（Adrian Desmond）和詹姆斯．穆爾（James Moore）再度合作探究達爾文是如何發展其進化論學說，是一本極具戲劇性和爭論性的著作。
達爾文於1871年發表他的「人類原始論」（Descent of Man），隨即引起當時科學界和宗教界很大的迴響。在書中，兩位作者並不是研究「人類原始論」的正確性，而是提出一些有趣的問題：為什麼達爾文會有這樣的想法？是什麼讓他有這樣的想法？他如何發展此論說書寫成書？他們從達爾文的生平、性格、歷史背景、科學角度以及達爾文未公開的私人筆記和珍藏信件中進行分析和解說，找出《動物源起》的起源。
達爾文反對奴隸制度且致力廢除，在某程度上，這些來自他家庭中根深蒂固的觀念，也是導致他撰寫人類原始論的因素之一。作者在書中闡述達爾文是怎樣將諸海皆兄弟的論點，用來為廢除奴隸制而奮鬥的人們提供正確的理念，從而發展了今日人們對進化論的觀點。在達爾文的時代，奴隸制的擁護者辯解說道：黑人和白人是從完全不同的種族進化而來，而白人種族更優秀，同時，創世論者也堅信人類比其他物種更高級。達爾文很厭惡這種自負的說法，他宣稱「越是驕傲自大」就越能看清人類「是從動物進化而來」。達爾文將所有物種——不論黑人還是白人，動物或是植物——從創世論者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並給予他們共同的起源。這是為什麼在進化論的書中有三分之二專致於述說甲蟲、蝴蝶、雀鳥和有毛的哺乳動物，同時也要證明他的「性擇理論」（Sexual Selection）。
對於至今才揭露達爾文構成進化論的原因，兩位作者解釋：在過去一世紀有關達爾文的私人筆記和信件才被公開和發現，這都有助近代研究達爾文生平和學說，而過去人們只願意見到達爾文才華橫溢的論說，而不願意審視他身為維多利亞時代的一個道德熱情紳士、一個背負歷史和科學背景的人物，因為很多的科學家認為這些因素會污染達爾文的純科學。在這本書中，兩位作者要為讀者揭開達爾文更為人性化的一面。
本書也已售出美國(Houghton Mifflin)、紐西蘭(Nieuw Amsterdam)、日本(NHK)和巴西(Record)等5國語文版權，同時，也入圍Costa Award的初選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