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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二戰時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也是現任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歷史系的榮譽教授Otto Dov Kulka，現已八十歲，自稱自己過去的人生被分割成兩半。他一方面要客觀與冷靜研究二戰時期的集中營歷史，又必須面對記憶與情感所帶來的錐心之痛，《Landscapes of the Metropolis of Death》一書正是他運用感性與理性口吻交織成的著作。
這不是一般讀者既定印象中描述集中營生活的傳記。在作者六十多歲時，他開始將自稱是「私人神話」的記憶片段記錄下來，一方面作為歷史研究，另一方面也運用專業的不同角度分析他當時親身經歷，將過去解不開的結，以一種飽滿的理性加以詮釋，完成一本結合了縱向的情感與橫向的史實的傳記。
本故事場景是一段走向死亡的旅程。作者一家人從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被趕至奧斯威辛集中營。在那裡，他們被安排住進一所家庭營，也就是以一家庭成員作為居住單位，讓他有機會與父母同住。
作者曾多次提出自己的懷疑：為什麼德國要在1943年9月開始從特來西恩施塔特集中營，多次用火車運送猶太人到布拉格附近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為什麼讓他們以家庭形式生活在一起？為什麼在1944年3月時，在不經篩選的情況下，開始謀殺第一批抵達的猶太人？在1944年7月時，德軍在謀殺第二批的猶太人時，為什麼又進行勞動力的篩選？
作者從德國文史檔案中，最終找到以上問題的答案。
在1944年初，德國承諾國際紅十字會監察員到特來西恩施塔特集中營進行監察，為了逃避國際輿論，德軍將大批猶太人移到奧斯威辛，並以家庭形式安排住宿，其實是掩人耳目的技倆避。半年之後，他們開始殺死沒有利用價值的猶太人。
這是一場惡夢。作者當時只有九歲，住在距離毒氣室和火葬場不到一百米的地方，空氣中瀰漫著令人作嘔的氣味。他依稀記得，自己與他母親是第一批運到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猶太人，也在1944年3月被送進毒氣室。只是他當時剛好感染白喉病，臥病在醫院裡，才幸而躲過死亡，而他的母親卻躲不過死神。
在1978年，當作者再次造訪奧斯威辛集中營，他發現許多地方已被燒毀了，變成一片公墓。雖然集中營今天已不復存在，但是當時那一張張面孔仍深烙在作者的腦海裡，永遠揮之不去。
在這本書中，作者以第一手資料撰寫集中營的回憶，同時藉此揭露那段歷史的真相。
